跨国公司仍在寻求廉价和高效的市场，但也想要安全。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在改变全球贸易和金融的路径。
全球化没有消亡，但在发生变化
2016年，Alphabet Inc. (GOOG)旗下谷歌(Google)与Facebook Inc.和一个香港合作伙伴联手，拟在超级大国之间的信息高速公路上铺设一条长达8,000英里、连接洛杉矶和香港的海底光缆。当时各方都觉得前景一片光明。
但该项目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当时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以安全问题为由驳回了提交给美国审批的申请。然后，这两家科技巨头各自行动，把它们那部分光缆布线到菲律宾和台湾，没有连接香港。
太平洋光缆网络(Pacific Light Cable Network)改变路径，是当前全球化状态的一个缩影。几十年来，跨国公司寻找廉价、高效的供应链，以生产出口到全球的商品，此外还触达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多的年轻人口，以刺激销售。它们经营的前提是，国家之间的安全和政治紧张局势不会阻碍其经营。这让其中很多公司来到了中国。
这些公司仍在寻找廉价、高效和年轻的市场。但现在它们也想要安全，这对许多公司来说意味着多元化，远离世界经济大国之间的直接紧张关系。
换句话说，全球经济联系并没有结束，只是在改变路线，产生广泛的影响。效率的下降意味着家庭和企业成本上升，以及企业面临利润率压力。在公司董事会，这意味着需要更加关注风险和不断扩大的潜在危机。对于政界人士而言，这将加重在经济增长和低通胀与捍卫国家利益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的艰巨任务。
然而，机会也是有的。随着欧洲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美国的能源部门正在获取市场份额。与此同时，受跨国公司将供应网络多样化的推动，越南、菲律宾、墨西哥等一些国家的出口业务正在扩大。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Dani Rodrik说：“我们正在目睹的不是全球化的崩溃。它更像是一种重塑。”他1997年出版了《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一书，这是首批警告全球化可能引发公众反弹的著作之一。
用数字说话
全球贸易在整体经济活动中所占份额在2008年达到了61%的峰值，那年，中国处于实力巅峰期，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自那以来，贸易占经济活动的比重下降到57%，但仍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平均31%、80年代36%或90年代40%的估计水平。
Rodrik预计全球贸易占经济产出的比重不会降至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约10%水平。跨国公司在全球供应链上投入了太多资金，不会让它们凭空消失。从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利润损失的角度看，代价将是巨大的。看重获得廉价商品的家庭，在维护全球化方面也有一定利害关系。此外，不可阻挡的技术进步使得“全球绑定”成为了可能。
反而，在全球贸易路径上，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最大变化，特朗普政府2018年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随后拜登(Joe Biden)政府阻止中国进口美国先进技术的行动、中国疫情防控措施造成的商业中断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因素都加速了这些变化。
其结果是，中国在美国进口中所占份额从2017年峰值22%降至去年的不到17%。其他亚洲经济体和墨西哥正在增加份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越南，该国对美国出口额从2007年之前的不到100亿美元升至2022年的1,200多亿美元。菲律宾、台湾、泰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对美国出口也呈快速增长态势，对华出口也越来越多。
墨西哥对美国的年出口额自2008年以来大约增加一倍，达到逾4,000亿美元，其对华出口额也已上升。同时，随着欧洲国家逐渐与东侧邻国俄罗斯脱钩，中俄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也在增多。
融资路径正发生类似的变化。美国的跨境贷款于2011年见顶，平缓了几年之后，在2016年前后又开始增长。美国放款增加的部分最大受益者是其在北美和欧洲的传统盟友，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法国和德国，这表明，在一个风险变大的世界里，这些旧有联盟正得到强化。
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 东南亚也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份额。2008年，在流入亚洲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中，中国内地和香港占比24%，新加坡占比21%。到了2021年，为进入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的投资充当枢纽的新加坡占比38%，香港和中国内地占比26%。
充满压力的环境
对企业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和劳动者来说，关键问题是如何应对推高成本、带来压力的全球大环境。对于旨在促进发达经济体制造业活动的产业政策能否给劳动者带来许多好处，Rodrik持怀疑态度，因为许多发达经济体已经以服务为导向，不太可能逆转这个重心。
他更担心的是，这种新环境充满了发生误判的可能性，国家间的经济摩擦会导致公开的冲突。他表示，通过使用关税、制裁和出口管制，这种新的全球化已经被武器化。
“最大的威胁是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他说。“这是我的主要关切。”
国家安全问题最初促使谷歌计划的太平洋光缆网络改道，不再连接香港。时任谷歌政策顾问、前美国驻越南大使Ted Osius还记得，当时他看到了2019年香港爆发了民主抗议活动，担心在那里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光缆网络存在风险。
他称，那时没有人知道未来香港会发生什么。
由美国司法部牵头的跨部门委员会“电信团队”(Team Telecom)负责审查电信事务。2019年，美国司法部表示反对该项目，理由是对这一项目的香港合作伙伴Pacific Light Data Communications Co.以及该光缆网络直接连接香港抱有顾虑。
谷歌和Facebook（现已更名为Meta Platforms Inc.）在2021年底获批将太平洋海底光缆连接台湾和菲律宾。一个新的担忧是，台海紧张局势是否也会危及到台湾接入该海底光缆。
谷歌一位发言人表示，台湾节点已获得许可并投入运营，谷歌致力于在台湾的运营。她说：“谷歌的系统是为全球范围内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而设计的。”Meta通往菲律宾吕宋岛的线路也在运营中，该公司计划铺设经由爪哇海到新加坡的新线路，强调多元化。
太平洋光缆网络涉及香港的部分已停止运营。总部位于北京的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Dr. Peng Telecom & Media Group Co., 600804.SH, 简称﹕鹏博士)是该项目香港合作伙伴的控股股东，鹏博士股价自2015年以来已累计下跌逾90%。该公司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Osius此后离开谷歌，成为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US-ASEAN Business Council)的首席执行官，这个行业团体为在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开展业务的美国企业争取利益。Osius说，随着企业寻求多元化，该理事会的业务正蓬勃发展。
他表示：“美国企业已经把太多鸡蛋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面了。”
越南受益
近年来的最大受益者是另一个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越南。与中国一样，人权组织指斥越南政府压制言论、宗教和结社自由。越南拥有约1亿人口，他们年轻，正经历成长，受过良好的教育，并积极寻求经济发展，这也和一代人之前的中国相似。
总部设在休斯敦的ECV Holdings的首席执行官David Lewis表示，中国和越南之间的相似之处就是那些了。他说，越南领导人的目标是在全球政治中保持中立。越南政府把关注重点放在增长、繁荣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上。
Lewis说：“越南拥有你想要在中国获得的一切，只不过越南没有那种获取世界主导地位的野心。”
Lewis的公司想要建立一个发电厂，为胡志明市周围的工业园区提供电力。Lewis说，由于中国对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 中国称：南海)有主权要求，越南在开发广袤的南中国海沿岸区域的天然气储备方面受到限制。
他说：“越南无意挑起争端。”
在8,000多英里之外的墨西哥罗萨里托，中国电子产品和电器制造商海信集团(Hisense Group)也为多元化进行了自己的押注，并且目标仍是美国消费者。2015年，海信向夏普公司(Sharp Corp.)收购了距离圣地亚哥几英里的一家电视生产厂。海信用最先进的机器人设备实现了生产自动化，来制造用以搭载作为智能电视大脑之芯片的电路板，投资于金属冲压和塑料注塑，并引进了包装材料和光学片供应商。
公司高管表示，将成品电视机从墨西哥运到美国，与从中国工厂运出同样的设备相比，可以减少一个月的运输时间。海信目前正在墨西哥北部城市蒙特雷开发一个家用电器工业园，投资2.6亿美元用于生产冰箱、洗衣机、空调和厨房电器，从而可以免关税出口到美国。
生产转移
日本公司也在加入全球生产的多元化布局。
日本松冈株式会社(Matsuoka Corp.)是一家服装代工生产商，其中迅销(Fast Retailing Co., 9983.TO, 6288.HK)旗下优衣库(Uniqlo)占其业务的70%左右。在2022年5月发布的一份商业计划中，松冈株式会社称，打算在截至2026年3月的财年使东南亚生产占比达到71%，这一比例高于截至2022年3月财年的50%，主要是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
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该公司正投资87亿日圆（约合6,500万美元），在截至2023年3月的两年内在孟加拉国和越南建新厂。
“中国的技术能力很强，但劳动力成本已水涨船高，越来越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人，”松冈的一位发言人说。“在越南和孟加拉国，招工很容易。”
这位要求匿名的发言人说，该公司也对在中国经营的风险变得更加敏感，去年的新冠疫情相关封控就说明了这种风险。许多服装类产品都具有季节性特点，即使是短暂的延误也会有损利润。她说：“疫情封控阻碍了分销，我们的产品无法在需要的时候交付。”
根据日本纺织品进口商协会(Japan Textile Importers Association)的数据，2012年，日本进口的纺织品中有74%都来自中国，这一数字在2021年下降到58.7%。虽然许多日本公司正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没有一家公司表示打算彻底停止从中国进货。
新冠疫情期间，维持生计成了许多公司的主要关切。美国投资公司华平投资(Warburg Pincus LLC)的政治风险监督主管、前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主政时期的白宫官员Jake Siewert说，随着疫情消退，长期发展现在正成为关注焦点。
他说，再全球化仍处于早期阶段。
“这些供应链是在3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建立起来的，”他表示。“认为它们会在一夜之间彻底瓦解的想法是疯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