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新的贸易数据分析称，中国在400多项商品上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进口依赖度至少为70%，相关国家或可利用这些商品来抵御来自中国的经济施压。
一项新的贸易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在400多项商品上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进口依赖度至少为70%，涉及从奢侈品到中国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车维德(Victor D. Cha)对2022年全球贸易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相关国家或可利用这些商品来抵御来自中国的经济施压，但这需要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而此前它们从未针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采取过这样的行动。
中国被批试图利用自身贸易影响力对其他国家进行政治上的反制，目标涉及一系列产品和行业，从挪威的三文鱼、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到赴韩团体旅游等。中国政府否认将贸易作为武器，并指责华盛顿方面才是真正将贸易武器化，还举出美国限制对华技术出口作为例证。
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都经历过与中国一对一的贸易斗争。作为应对，这些国家已经采取诸如去风险、友岸外包等做法，设法绕过中国建立替代供应链。车维德认为，另一种选择是，美国和其他目标一致的国家或可集体行动，将自己的对华贸易武器化。他说，这样做会让中国政府立即付出明确的代价。
根据上述分析，中国有约412种产品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进口依赖度至少为70%，这些产品每年的贸易价值约为470亿美元。对于其中的许多产品，中国缺乏现成的国产替代品。
据上述分析，中国进口的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的银粉几乎全部来自日本、美国和韩国。在中国进口的用于电池和其他电子元件的镍粉和镍片中，约86%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在中国进口的用于酿造传统白酒的高粱中，有近三分之二来自美国。
这份分析报告使用的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该报告定于周三在学术期刊《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上发表。该数据库跟踪全球官方贸易统计数据。在计算中国高对外依赖度的过程中，该报告综合了美国和超过十二个盟友的贸易活动，对其中的多个产品类别进行了分析。
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部门负责人的车维德表示，这些数据表明，如果美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采取行动，劝阻甚至惩罚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潜在威力会有多大。
“我们所有的回答都是有关防御的，没有一个是有关进攻的，”车维德说。“可以这么说，双方是可以互相威胁的。”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部高级副总裁、韩国问题主席车维德表示，他已经与一些政府官员分享了他的想法，这些官员对上述研究成果表达了兴趣。车维德承认，最困难的部分在于执行，要获得公司和议员的承诺并阻断中国针对最薄弱环节的企图。“这就是为何中国总觉得自己可以孤立或欺凌任何国家，”车维德说。“他们可以假定不会有任何集体性回应。”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此前的一些研究已表明，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其他惩罚性措施对北京方面来说并不是成功的策略，一些被针对的国家最终与美国走得更近。
上述分析显示，中国对日本高依赖度的商品最多，为124项，其次是美国（87项）、德国（64项）、韩国（28项）、法国（27项）。美国是中国在这方面进口额最高的国家，达115亿美元，澳大利亚以106亿美元位居第二。
借鉴国家安全概念里的威慑原则，车维德认为应建立一个经济联盟，其运作方式与北约协议第5条款的原则类似；该条款规定，对任何成员国的攻击都视同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
这样一个组织将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评估惩罚措施并建立预警系统，以保持集体应对。车维德建议，该组织最初可包括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 简称G7)成员国和澳大利亚。相关国家各自立法将确保企业遵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限制。其中较大的国家可以建立一个基金，如果中国政府在该组织形成时针对一些较脆弱国家，该基金将帮助这些国家保持稳定。
抗衡中国已是华盛顿方面及其西方和亚洲盟友越来越关注的重点。今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和其他G7领导人发表了一份异常尖锐的公报，承诺对中国的“恶意行为予以反击”，并“增强抵制经济胁迫的能力”。G7未点名中国，但发起了一项通过共享信息、磋商和协调行动来应对经济胁迫的倡议。美国及其亲密伙伴已经成立新的小组，重点关注电信、半导体和矿产等领域，以便与中国抗衡。这些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减轻供应链的脆弱性。
中国的年进口规模高达2.7万亿美元，其中高度依赖美国及其盟友提供的品类价值约470亿美元，占比极小。但车维德说，中国政府认为的关键领域若面临供应链风险，则会引起警惕，因其连锁反应可能造成更大干扰。关键是打造一个或可对中国造成影响的多边体系。“大家普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愿意承认这是一个问题，”车维德说，“但我认为这些国家并没有觉得安全无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