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莱特希泽来说，惩罚不公平贸易已经不够了，他有一个彻底消除贸易逆差的计划。他的意见很重要。他仍然是一名顾问，而且有可能会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担职。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改写了有关贸易政策的共识，程度之大以至拜登(Joe Biden)在上台后大体上予以照搬：把美国国内制造业置于优先地位，不再把贸易协议视为优先事项，并且让世界贸易组织(WTO)靠边站，以及倡导关税措施。
在重塑前述共识方面，除了特朗普本人，没有人比他的贸易大使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贡献更大了。莱特希泽还有未竟的事业。在去年出版的一本书里和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莱特希泽描述了一个让全球贸易格局发生更大转变的规划。
尽管自2016年以来政策已发生了变化，但全球贸易失衡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美国的逆差和中国的顺差。莱特希泽认为，通过关税或许还有资本管制等其他手段来消除这些贸易不平衡，应该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
莱特希泽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接受采访时说：“我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原先我认为我们需要表面的公平贸易，但现在我认识到这是无法实现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平衡的贸易。”他说：“不是在每一年或者是与每个国家实现平衡，而是实现长期的和全球的平衡。”莱特希泽在棕榈滩住在离海湖庄园数英里远的地方。
莱特希泽还说：“每个国家的出口都应是为了进口。如果你数十年来长期保持顺差，那么顾名思义，你就是一个保护主义者。你正在实施产业政策来帮助自己，你正在把资源从消费者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手中，你正在试图……获取其他国家的资产。”
对于这些在以往通常被视为以邻为壑的政策，莱特希泽表示，“必须停止。”
莱特希泽明确表示，他发表的言论只代表他自己，并不代表特朗普。不过，他的意见很重要。他仍然是一名顾问，而且有可能会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担职。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6年，无论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总统，都在追求更自由的贸易，相信这样做可以让消费者买到更便宜的商品，美国工人生产的产品则可以卖到更大的市场。并且，认为各种贸易协定将加强其他国家与美国的政治和战略联系。
莱特希泽是在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的执政时代开启他在美国政府的职业生涯，他从没有认同过前述两个有关自由贸易的假设。他在《没有贸易是自由的：改弦更张，对抗中国，帮助美国工人》(No Trade is Free: Changing Course, Taking on China, and Helping America's Workers)一书中写道：“在英美世界之外，没有人真正相信（自由贸易），也没有人去践行这一点。”他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达成的各项贸易协议中”，美国决策者的决定实际上是在让全球其他国家来塑造美国的贸易政策。
主流思想已经向莱特希泽的方向发展了。即使是经济学家也承认，一定程度上因贸易造成的美国制造业基础的萎缩带来了附加成本： 失去工厂工作的社区“绝望而死”，对经济和军事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依赖中国。
经济学家仍然不同意莱特希泽关于贸易逆差的观点，他们认为逆差是中国这样的高储蓄国家与美国这样的高消费国家进行贸易时的自然结果。
莱特希泽同意贸易逆差反映储蓄差异的观点，但并不认为贸易逆差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其他国家抑制消费和补贴出口的政策造成的。一个例子是： 德国在2000年代初进行的劳工改革外加欧元的采用压低了德国的工资，并奖励了出口商。
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他撰写了大量文章，论述中国抑制消费的政策如何造成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随着贸易逆差国家收入的减少，它们必须接受更高的失业率，或者增加债务来替代失去的消费能力。
主流经济学家越来越认同中国的顺差是有害的。美国财政部长、经济学家耶伦(Janet Yellen)上个月在北京说：“当全球市场充斥着人为低价的中国产品时，美国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的生存能力就会面临疑问。”
怎么办？耶伦建议中国扩大退休福利或增加教育支出以促进消费。中国政府礼貌地将她的抱怨斥为保护主义。
莱特希泽说，顺差是银行体系、劳工体系和产业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的结果。这就是他支持特朗普提出的加征10%的普遍关税以及对中国加征一项更高关税建议的原因，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作为就某一项具体贸易壁垒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是为了消除美国的结构性贸易逆差。
这将可能涉及对几十年来形成的供应链和消费模式进行一场全面的、破坏性的重新排序，不过，为了减轻调整的难度，关税变化通常会有一个通知期和分阶段实施期。
许多经济学家怀疑这是否会奏效。他们称，当汇率固定时，关税会减少贸易逆差，就像在金本位制下那样。当汇率具有灵活性时，关税会提振国内的生产、价格和利率，同时减少购买进口商品的外币需求，从而推高美元。美元升值会抵消关税对进口的影响，同时使出口下降。
莱特希泽称，这种预测是基于有缺陷的模型，他认为推动美元走势的是资本流动及其储备地位，而不是贸易。
尽管如此，强势美元确实倾向于扩大贸易逆差。一种可能的对策是干预外汇市场，比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当时美国及其盟友通过该协议进行干预，目的是让美元贬值。莱特希泽对此表示怀疑：“与1985年相比，如今的全球形势已是今非昔比。”他还称： “据我所知，没有哪位政策顾问正在制定让美元贬值的计划。”
理论上看，美联储可以通过压低利率来阻止美元流入。但莱特希泽表示，干预货币政策是有风险的。“美国最终建立了独立的联邦储备体系，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我最不建议的就是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该体系。”
还有另外两种可能性。巴菲特(Warren Buffett)提出的建议是，进口商品需要有许可证，该许可证只能对应相应的出口颁发。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贸易经济学家Doug Irwin称，这将需要政府进行大规模干预，会使大部分贸易化为乌有。
另一种可能性是，对任何将贸易顺差所得投资于美国资产（如短期国债）的国家征收 “市场准入费”。“关税会全面平等地惩罚所有国家，”佩蒂斯在接受采访时称。“征收资本税只会对储蓄过多的国家造成打击。”
这相当于重新实施资本管制，而美国到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这种做法。管制措施可能会破坏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而且难以执行。
尽管莱特希泽对这两种想法均持开放态度，但他更倾向于简单灵活而熟悉的关税措施。
另一个问题是：要真正控制中国的贸易顺差，需要所有贸易伙伴共同行动。但如果美国对所有国家都加征关税，可能会招致报复，而不是合作。盟友可能会认为美国对他们的安全承诺已经减弱，并通过向中国示好来对冲他们的押注。
莱特希泽质疑其他国家会进行报复的观点，他表示，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最终有可能组织起一个更好的贸易体系。他还称安全联盟“对美国和世界都非常有利。北约是必不可少的组织。亚洲的联盟非常重要”。
但莱特希泽还认为，美国有关贸易关系决定各国如何选择朋友的想法是错误的。“人们择友的依据是，他们认为谁能帮助保护自己，谁就是朋友，”莱特希泽说。“中国的拉拢口号是‘美国、民主和自由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时代才是未来之路，加入我们吧’。结交朋友和盟友就是为了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经济、最强大的军事和最先进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