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德国制造商认为，曾经互利共生的伙伴关系已演变成一种为不平等的压榨关系，他们希望退出。
20年来，德国与中国曾是天作之合的经济伴侣，双方都从蓬勃发展的全球贸易中获益匪浅：德国向中国提供了为世界其他地区生产消费品所需的机器。
如今，中国不再需要德国——而德国也想分道扬镳。
德国企业和政界人士正对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提出质疑，这是几十年来的首次。而正是这种贸易使德国成长为一个工业强国。德国制造商希望得到保护，免受成本更低、速度更快且日益强大的中国竞争对手侵害。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上个月表示，政府将保护国内钢铁制造商免受中国竞争对手的影响。他的政府收紧了对移动数据网络中使用中国零部件的禁令，并表示支持公共招标中的“购买欧洲货”条款。
默茨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1月的首次会议上讨论了中国在几种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战略风险。据一位德国官员称，该委员会目前正在制定多元化措施。
德国与中国渐行渐远，此事并非一日之寒。在低生产成本、人民币疲软和国家补贴的帮助下，在一些不久前还由德国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中，中国制造商正日益领先，不仅在中国，在欧洲等其他市场也是如此。
不过，这一时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有很大关系。经济学家和企业高管表示，今年，在美国新关税壁垒的阻挡下，从化学品到汽车零部件等大量廉价中国商品开始涌入欧洲。
结果就是，这个曾经代表了经济自由主义灯塔的国家，如今也开始热心于关税、监管壁垒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而这些措施曾长期被德国政界和企业高管诟病为误导性的，甚至更糟的“法国式的”。
“德国正在行动，并开始意识到同样影响自身的失衡问题，”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近日在结束中国之行后对法国日报《回声报》(Les Echos)表示。“中国正在冲击欧洲工业和创新模式的核心。”
德国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家，其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日渐减弱，表明在全球经济面临美中大国竞争以及西方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之际，全球经济正在走向碎片化。
德国的转向尚未触及其经济和政府的各个角落。一家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敞口越大，就越难扭转方向。一些汽车制造商和化学品生产商仍在对该国进行大量投资。德国政界人士也在小心翼翼地观望，因为盟友们在对抗和安抚中国之间摇摆不定。
然而，发展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这股势头最初源于商界，后来渗透到该国有影响力的游说组织，最近又渗透到政府。
德国工业总会(Federation of German Industries)在2019年打响了第一枪，当时它在一份报告中放弃了对华友好的立场，称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今年，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指责中国存在不公平竞争行为。该联合会呼吁对无视欧洲法规的中国出口商采取反倾销措施和制裁。VDMA是由以出口为导向的B2B公司组成，这些公司构成了德国经济的支柱。
“我们支持自由贸易，但不能再容忍不公平的贸易政策，”VDMA对外贸易主管奥利弗·里希特贝格(Oliver Richtberg)说。“如果中国不公平竞争，我们必须迫使他们公平竞争。
据熟悉相关讨论的德国官员表示，除了计划明年发布新的经济安全战略外，德国政府还在制定“旨在应对与中国打交道时日益增加的经济、技术和安全政策风险的项目”。
德国外交部长约翰·瓦德富尔(Johann Wadephul)本月在首次访华期间表示，欧洲公司需要获得更好的中国市场准入，以及该国生产的资源。
“语气上的转变……相当明显，”诺丁汉大学(Nottingham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富尔达(Andreas Fulda)说。“现在我们需要实际的政策来激励去风险化和回流。”富尔达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德国和中国的著作。
中国从投资品买家到制造商的转变速度惊人。根据智库荣鼎(Rhodium)即将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的数据，在2019年至2024年间，德国在发电设备和机械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领先地位被中国夺走。
德国在化工和公路车辆领域的领先优势如今已微乎其微，在电气设备市场上也远远落后于中国。今年，德国从中国进口的资本货物首次超过了对华出口。
这一趋势正在加速：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German Economic Institute)的数据，在2025年第二季度，从中国进口的手动变速箱几乎增长至原来的三倍。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在两年内从一半降至三分之一。
自2019年以来，德国对华出口总额下降了四分之一，进口额猛增。根据德国政府的数据，德国今年对华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可能会达到创纪录的880亿欧元，约合1,020亿美元。
这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德国制造业产出自2017年达到顶峰以来累计下降了14%。根据咨询公司安永(Ernst & Young)的数据，德国工业部门的就业岗位自2019年以来减少了近5%。同期，德国汽车行业流失了约13%的职位。
很多公司感受到了这股压力，海瑞克(Herrenknecht)便是其中之一。这家家族企业制造和运营着世界上最精密的隧道掘进机。这些高达62英尺的掘进机是微型工厂，可以在最坚硬的岩石中掘进，同时铺设管道、电缆和衬砌。
当中国开始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时，地方政府曾在其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求助于海瑞克。如今，经过一系列收购，中国竞争对手主导了全球市场。
“我们正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尤其是来自获得国家补贴的中国供应商的压力，”发言人安雅·赫肯多夫(Anja Heckendorf)说。
赫肯多夫说，该公司目前正在开拓印度等新市场，并专注于更大、更复杂的项目。与此同时，该公司呼吁对中国竞争对手进行反倾销调查，并呼吁在公开招标中采取“欧洲优先”(Europe First)的做法，以优待本地供应商。
在以东德城市莱比锡为中心的德国主要化工产业集群之一，这种压力正愈演愈烈。
由于当地拥有大型煤矿，这个曾经的煤矿区在19世纪曾是欧洲化学工业的摇篮，后来成为东德工业的核心。德国统一后，该地区关闭了煤矿，并建立了一个由俄罗斯天然气驱动的化工集群。道默化学(DOMO Chemicals)的首席商务官韦德兰·库永季奇(Vedran Kujundzic)表示，今年中国化工产品涌入欧洲，在聚酰胺6（一种广泛应用于多个行业的塑料）市场上的份额从去年的5%增长到20%。道默化学是洛伊纳镇的一家生产商，年销售额约为13亿欧元。
“他们一直都在，”他说，并称他们平均向欧洲生产商提供20%的折扣。
位于洛伊纳的德国最大化工园区之一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夫·金特(Christof Günther)表示，企业正艰难应对中国进口激增的局面。
“我们这里感受非常强烈，”他说。园区内的企业赚不到钱，正在尽可能地削减成本，包括裁员。“他们只能坚持一段时间。”
陶氏化学(Dow Chemical)最近表示，将关闭该地区的两家工厂，并裁减500多个工作岗位。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和其他生产商近年来在德国各地裁减了数千个工作岗位，同时在中国扩大业务。
在洛伊纳，芬兰林业公司UPM正在一个前巴斯夫工厂的旧址上建造一座价值13亿欧元的生物精炼厂，该厂将把硬木转化为化学品。执行副总裁哈拉尔德·迪亚勒(Harald Dialer)说，这些化学品比基于化石燃料的化学品更昂贵，但化妆品等行业的客户看重高端产品。
在附近，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化学品生产商AMG Lithium的首席执行官斯特凡·舍雷尔(Stefan Scherer)正在建造一座锂精炼厂，最终可能供应欧洲四分之一的需求。但舍雷尔说，德国客户因价格较高而却步。
德国国有开发银行德国重建信贷银行(KfW)的首席经济学家德克·舒马赫(Dirk Schumacher)说，这就是为什么仅仅依靠创新不足以保护欧洲的制造能力。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决定未来我们乐于从中国采购什么，以及我们希望自己继续生产什么，”舒马赫说。“这可能涉及设置壁垒，以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
荣鼎分析师诺亚·巴金(Noah Barkin)说：“欧洲仍然对中国的投资持开放态度，但（决策者）希望欧洲在技术和就业方面真正受益。”问题是中国能否同意——如果不同意，欧洲是否愿意对中国关闭其市场。
巴金说，他不能排除德国是否会回到他所谓的“上海综合症”(Shanghai syndrome)的老路上——即为了短期利益而安抚中国、忽视长期风险。如果柏林方面决定需要对冲一个不可预测的特朗普，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
保守派议员兼外交政策专家诺贝特·吕特根(Norbert Röttgen)阐明了这一困境。“我们需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他说。“但如果美国让我们失望，那将对我们如何定义与中国的关系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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