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失衡再次威胁全球经济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将在法国举行的G7峰会上与各国领导人会晤，届时他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将被提上日程，那就是庞大的美国贸易赤字。

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下周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与各国领导人会晤，届时他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将被提上日程，那就是庞大的美国贸易赤字。

更准确地说，东道主法国希望讨论全球失衡问题。这指的是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以及中国相应的顺差，在较小程度上还包括欧盟和日本的顺差。经常账户赤字是衡量贸易逆差的一个更广泛指标，涵盖商品、服务和投资收入。

出现赤字和盈余当然是常见且正常的现象。”我们担心的是过度失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4月份由我主持的一场小组讨论会上表示。

如今这种失衡正开始显得有些过度。IMF测算，去年全球赤字与盈余（一个国家的赤字即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盈余）总额达到了全球GDP的3.7%。此前，这一总额自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以来曾一直稳步下降。而在21世纪初之前，该比例一直在1%到3%之间波动。

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在20世纪80年代初席卷拉美、90年代末席卷东亚和东南亚、2007年至2009年席卷美国以及2009年之后席卷欧元区的历次危机中，经常账户赤字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出现赤字就必须有资本流入来弥补，比如向银行借款，或者出售股票和债券。因此，赤字不断扩大可能表明，外国资金正在助长债务或投资泡沫。例如，美国当年的房地产泡沫，就是靠外国资金间接流入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来支撑的。

如今的失衡状况看起来有所不同。虽然年度赤字规模小于15年前，但这种失衡更加持久，也更深地植根于各国的国家行为之中。

以美国为例，该国高达1.1万亿美元的经常账户赤字在全球遥遥领先。如果问特朗普原因何在，他会归咎于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征关税。

但IMF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份工作人员研究报告中指出，关税是一种”微观经济”层面的产业政策，由于投资、消费、储蓄或汇率变动会抵消其影响，关税对经常账户的作用微乎其微。去年，关税确实减少了部分进口，但由于人工智能(AI)热潮吸引了大量外国制造的科技设备涌入，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仅略有收窄。

导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扩大的一个更重要因素是其预算赤字，这助长了美国国内的过度支出和储蓄不足。IMF估计，预算赤字每达到GDP的2%，就会使经常账户赤字增加相当于GDP 0.5%的规模。

此外，美国也不应为其赤字承担全部责任。这种赤字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他国家的盈余促成的。这些国家包括长期面临投资不足问题的德国，尤其是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盈余的中国。通过大规模出口，中国实际上迫使其贸易伙伴背负赤字。

与特朗普一样，中国也将发展制造业放在首位。但IMF的分析显示，与关税不同，中国的产业政策确实有助于改善其贸易平衡，因为这些政策属于宏观经济范畴，而非微观经济。例如，中国利用外汇干预和资本管制来保持其货币估值偏低。中国还通过向家庭征税以及维持较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网来补贴投资，从而推高了储蓄率。所有这些举措都在提振出口的同时，压抑了国内消费和进口需求。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非常希望在他主持G7峰会期间，各方能就这些失衡问题达成某种协调一致的解决方案。他周四表示，如果缺乏协调，”这些失衡状况可能会以无序的方式逆转”。

解决方案似乎显而易见：美国应该大幅削减预算赤字，而中国则应改革金融和财政体系。

另一个解决方案可以借鉴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根据该协议，G5(G7的前身）同意让美元兑西德马克和日圆大幅贬值。在随后的几年里，全球贸易失衡状况大幅收窄。

如今，从许多指标来看，美元都处于估值过高的状态；而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约瑟夫·加尼翁(Joseph Gagnon)称，人民币至少被低估了15%。分别曾担任美国和法国政府经济顾问的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和沙欣·瓦莱(Shahin Vallée)最近撰文指出，终结”货币被严重低估的局面……是唯一能直接让全球贸易恢复平衡的政策调整”。

这些解决方案目前都不太可能实现，原因不仅仅在于中国并非G7成员国。虽然中国确实派了一名官员参加了马克龙周四主持的另一场峰会，但症结在于：美国将其自身问题归咎于他国，尤其是中国；而中国则认为其现行政策行之有效，没有改变的必要。与此同时，作为唯一负责约束这种失衡局面的机构，IMF却缺乏相应的执行手段。

“关于国际失衡的讨论……从根本上讲关乎中美两国不负责任的政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Adam Posen)在4月份的那场小组讨论会上表示。”IMF的监督机制对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最大核大国以及该组织四大股东之二的国家，所能发挥的牵制作用实在有限。”

那么，如果各国政府的协调行动无法纠正这些失衡，是否只能通过一场危机来解决？历史上并没有完全吻合的先例。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最初源于固定汇率制度，这种制度鼓励了银行进行跨境放贷。随后货币大幅贬值，引发了广泛的银行业危机。类似的机制也引发了欧元危机，尽管欧元最终并未崩溃。而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则主要由私人债务支撑。

如今，大多数汇率都是浮动的。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经济学家克里斯汀·福布斯(Kristin Forbes)及其三位合著者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美国近期通过向外国投资者出售股票，为其巨额赤字筹集了大量资金：去年这一数字达到创纪录的7,360亿美元。

福布斯认为，好消息在于，如果股市出现暴跌，例如因市场对AI前景感到失望而引发大跌，这将实际上减记美国为弥补赤字而向外国投资者开出的”借条”。这还可能导致美元走低，从而进一步纠正这些赤字。但坏消息是，外国投资者遭受的损失可能会波及债券和外汇市场。

经济学家们在回顾1985年的《广场协议》时津津乐道，将其视为国际经济协调的巅峰之作。但值得铭记的是，正是源于该协议的通胀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1987年的股市崩盘。